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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社會的生存博弈——大白鯊經(jīng)濟學之一

時間:2021-03-11 14:32,來源:白鯊在線

一、風險社會的來臨
 
2017年7月17日,在五年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之后,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(fā)了一篇評論員文章《有效防范金融風險》。文章提出:既防“黑天鵝”,也防“灰犀牛”,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,也不能置若罔聞。文章的一句話,帶火了兩個關(guān)鍵詞:“黑天鵝”和“灰犀牛”。當然,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顯然不是解讀“動物世界”,而是談論防范金融風險。

“黑天鵝”這個名詞,來源于美國學者塔勒布(Nassim Taleb)2007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《黑天鵝》(The Black Swan:The Impact of Highly Improbable)。在書中,“黑天鵝”現(xiàn)象是指發(fā)生概率很低、影響巨大的事件,比如說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、2003年的非典(SARS)事件。“灰犀牛”這個名詞是近幾年才傳入中國的,它來源于美國學者沃克(Michele Wucker)2017年的一本暢銷書《灰犀!罚═he Grey Rhino: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)。“灰犀牛”事件不同于“黑天鵝”事件,它是指那些以很高的概率發(fā)生、具有巨大影響但是被忽略的事件,例如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、長期以來的全球變暖問題或者“厄爾尼諾現(xiàn)象”。

在真實世界中,“黑天鵝”事件和“灰犀牛”事件其實是兩種極端事件。前者發(fā)生的概率極低,而且根本沒法預測,因此對于普通人來說,討論它其實意義不大;后者暫時不會發(fā)生,人們有時間去預防,因此這類事件不是特別可怕。

實際上,更常見的一種事件是,我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發(fā)生,或者它發(fā)生的概率較低,但帶來的后果非常嚴重,以至于我們不得不隨時保持警惕。我把這樣的事件稱為“大白鯊”事件。今年的新冠肺炎病毒(COVID-19)在它爆發(fā)之前,被認為屬于“黑天鵝”事件,但是爆發(fā)之后,尤其是在“后疫情”時代,它就變成了一種“大白鯊”事件。因為疫情依然在各國蔓延,而且在已經(jīng)控制住的地區(qū)也可能復發(fā),甚至人們擔心冬季還會再來一波。在沒有普遍接種疫苗或者將其徹底消滅之前,新冠肺炎病毒就像一個幽靈一樣在人類社會徘徊。此外,對于地震活躍帶或者火山地帶的居民來說,地震爆發(fā)或火山爆發(fā)也是一種“大白鯊”事件。還有一些人為事件也屬于這類,例如某個殺人慣犯逃出來了,在抓到他之前,周圍的居民面對的就是一種“大白鯊”事件。上述事件有一個共同點:它就在你身邊,但你不知道它啥時出現(xiàn),從而嚴重地影響了你的預期、行為和生命安全。

為了更好地識別“黑天鵝”、“灰犀牛”和“大白鯊”三類事件,我將它們的聯(lián)系和區(qū)別歸納為表1。
 
表1 黑天鵝、灰犀牛和大白鯊

事件 發(fā)生概率 后果 能否預測 案例
黑天鵝 極低 很嚴重 911事件、非典事件
灰犀牛 很高 很嚴重 次貸危機、全球變暖
大白鯊 較低 很嚴重 很難 傳染病、地震、暴力犯罪
 
我為什么把這類事件稱為“大白鯊”呢?因為這類事件的特征與大白鯊的特征非常相似。第一,大白鯊(white shark)分布很廣,位于所有的主要海域,而且壽命很長,平均在70歲左右,跟人差不多。第二,大白鯊身長3-5米,非常兇猛,攻擊性強,幾乎沒有天敵。普通人遇到大白鯊,非死即傷,很難幸免。第三,大白鯊的行蹤沒有明顯的規(guī)律,難以預防。根據(jù)科學家的研究,當大白鯊這類海洋掠食者面對食物不足時,它們的行蹤軌跡接近于“萊維飛行”(Levy flight),在形狀上類似于兩個對稱的北斗星,完全不同于我們常見的概率分布。如果食物比較充足,它們的行蹤軌跡就接近于布朗運動(Brown movement)。所謂布朗運動,就類似于花粉在水中漂浮的蹤跡,或者一個醉漢的步伐。但不管是萊維飛行還是布朗運動,都是一種隨機游走,很難被發(fā)現(xiàn)規(guī)律。

其實,“大白鯊”不只是一種事件,更主要是一種狀態(tài)。我們平時所處的比較好的狀態(tài),可以說是“常態(tài)世界”,社會平穩(wěn)運行、緩慢變化,沒有巨大外部沖擊,人們能夠形成比較穩(wěn)定的預期,并從長遠考慮做出目標最大化的決策。而面臨“大白鯊”攻擊的世界是一個非常態(tài)世界:自然災害、戰(zhàn)爭、傳染病、經(jīng)濟危機、恐怖主義、民族沖突和國際摩擦不斷發(fā)生,人們能難形成比較穩(wěn)定的預期,往往不得不考慮短期利益最大化。常態(tài)世界就好比一片平靜、祥和的海洋,而非常態(tài)世界就好比是一片有大白鯊出沒的海域。

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恰當?shù)拿~來和“大白鯊”狀態(tài)進行文獻對話,我認為最合適的名詞是“風險社會”。它出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(Ulrich Beck)1992年出版的經(jīng)典名著《風險社會》(Risk Society)。所謂的風險社會,借用貝克書中一個章節(jié)的名稱,就是我們都坐在“文明的火山上”。我想,沒有比這更切當?shù)谋扔髁。某種程度上,2020年之后的時代,已經(jīng)無法回到過去了。我們正面面對一個風險社會。
 
二、“大白鯊”世界的博弈
 
問題是,在一個“大白鯊”世界或者風險社會里,人們會怎樣做出決策呢?這些決策又可能帶來什么后果呢?如果要盡可能規(guī)避我們面臨的風險,減少社會的福利損失,我們需要深刻理解風險社會下當事人之間的生存博弈。

我甚至認為,我們需要創(chuàng)建一門“大白鯊”經(jīng)濟學。因為我們過去所處的世界大部分時候是一個常態(tài)世界,而主流的經(jīng)濟學理論或者新古典經(jīng)濟學的核心假設(shè)是理性預期,比較適合解釋常態(tài)世界。然而,人類過去曾經(jīng)面臨的很多時期,以及我們當下面臨的狀態(tài),都屬于非常態(tài)世界,根本挑戰(zhàn)是無法形成理性預期,甚至無法形成任何預期,而且常態(tài)世界的很多規(guī)則、規(guī)律或者經(jīng)驗很可能并不適用。

舉一個例子。在過去,如果一個學者要做研究,最優(yōu)路徑無疑是去國外讀博士,然后留在海外學術(shù)界或者以“海歸”人才身份榮歸國內(nèi)。但是,現(xiàn)在面臨嚴峻的疫情或者進入“后疫情”時代,能不能出國首先是一個疑問,出國后能不能正常上課和畢業(yè)是第二個疑問,出國后能不能順利回國以及找到工作是第三個疑問。每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都充滿風險,請問你還會在一開始就做出出國留學的決策嗎?用博弈論的術(shù)語來說,由于未來充滿風險,我們無法形成合理的預期,從而無法通過逆向歸納法倒推出第一步的最優(yōu)策略。

盡管芝加哥大學的鼻祖、經(jīng)濟學家奈特(Frank Knight)的博士論文就是《風險、不確定性和利潤》,但是經(jīng)濟學家至今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刻畫“根本的不確定性”,即概率分布未知的風險。當然,沒有合適的理論模型,不代表我們不能推進這方面的理論研究。

下面,我以著名電影《大白鯊》為例,描述一個風險社會的生存博弈,就以此作為“大白鯊”經(jīng)濟學的“前奏”吧。

在網(wǎng)上一搜,以“大白鯊”命名的電影有幾十部,很多都是續(xù)集,這其中最有名的應該是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(Steven Spielberg)1975年拍攝完成的《大白鯊》(Jaws)。故事的主要情節(jié)是:某個海濱小鎮(zhèn)是著名的夏季度假勝地,但是在旅游旺季即將來臨之時,有人發(fā)現(xiàn)大白鯊出現(xiàn)了,而且咬死了一個女游客。當?shù)氐木炀珠L馬丁建議立即關(guān)閉海濱浴場,但市長哈瑞堅決反對,因為這會制造恐慌,而且導致今年旅游收入銳減。最終,領(lǐng)導們決定,暫時關(guān)閉海濱浴場,同時派人去捕獲鯊魚。雖然很快就捕獲了一條鯊魚,但海洋生物專家布朗認為,這并非當初咬人的大白鯊。市長堅持開放海濱浴場,結(jié)果不久又有兩名游客遭受鯊魚攻擊。最終,馬丁、布朗以及一位捕魚能手去獵殺大白鯊,在付出了生命代價之后,終于用氧氣瓶炸死了大白鯊。

下面,我們來分析一下在面臨大白鯊的風險下,這個海濱小鎮(zhèn)主要當事人之間的博弈。

先分析市長哈瑞。如果說小鎮(zhèn)全體居民是“委托人”,那么市長就是“代理人”,其職責是為全體居民提供公共服務。但是哈瑞作為代理人有自己的目標函數(shù),比如謀求連任,甚至憑借在小鎮(zhèn)的政績,進一步競選本州的更高級職位,例如州檢察長、州長。委托人目標和代理人目標之間的差異,就是所謂的“代理成本”。對他來說,最優(yōu)的策略是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,別影響他連任或者競選。因此,他一開始就以關(guān)閉海濱浴場會導致收入銳減為理由,試圖掩蓋大白鯊吃人事件。他并非不知道大白鯊的存在,但是他認為大白鯊吃人只是一個概率,他的如意算盤是:事先賭一把,如果大白鯊沒有吃人,熬過了夏季旅游高峰再說,這樣他毫無損失;如果大白鯊又吃人了,那就想辦法推卸責任。作為一名官僚,推卸責任的辦法很多,比如他說自己事前安排了巡邏,但是警力不足、警長失責,或者怪罪浴場管理失職?傊,他的策略能夠?qū)崿F(xiàn)“進可攻,退可守”?吹竭@里,是不是覺得天下的官僚其實都是一樣的?

再看警察局長馬丁。他的主要職責是維護當?shù)刂伟,因此他的角色相當?ldquo;監(jiān)督者”。只不過這個監(jiān)督者的地位略低于作為代理人的市長,等于說他是夾在居民和市長之間的角色,這使他很尷尬。如果馬丁充滿正義感,據(jù)理力爭,那么他應該告訴居民實際情況,但這樣一來他就得罪了市長,以后辦案經(jīng)費、辦公條件都會受到市長刁難,會被“穿小鞋”。反過來,如果他選擇和市長“合謀”,一起掩蓋真相,好處是可以得到市長支持,但壞處是一旦事情搞砸,他肯定會被市長當成“替罪羊”。總之,作為中間層,他是“豬八戒照鏡子——里外不是人”。而且,這里面還存在一個問題,我稱之為“預警悖論”:如果預警者提出了警告,比如小心海里的大白鯊,那么大家就會特別小心,結(jié)果可能沒有出事。沒出事按說是好事啊,但是一旦沒出事,大家事后可能抱怨預警者興師動眾,浪費了大家發(fā)財?shù)臋C會,反而會責怪預警者。對于馬丁來說,唯一的最優(yōu)策略是:他提出預警,并記錄在案,然后暗中提防。如果出事,他提供預警記錄,事后可以免責;如果不出事,預警成本也是最低的。這其實就是維穩(wěn)過程中常見的“內(nèi)緊外松”策略。事實上,忠厚的馬丁大體上是這么做的,他個人冒著生命危險,和專家、漁民去海上捕殺大白鯊。如果不是運氣好,他肯定也葬身魚腹了。可如果不冒險,他有更好的選擇嗎?我覺得幾乎沒有。

最后來看作為委托人的小鎮(zhèn)全體居民。按說,他們是委托人,是真正的“主人”,但其實在這場生存博弈中,他們才是最大的“弱勢群體”。第一,他們不了解相關(guān)信息,完全是被動地接受代理人(市政班子)的有限信息;第二,他們雖然人多,但很難協(xié)調(diào)行動。怎么辦?考驗人性和個人決策水平的關(guān)鍵時刻到了。限于篇幅,我無法展開介紹居民的最優(yōu)策略,這里只能提一點。 理性的居民應該放棄“效用最大化”的目標函數(shù),轉(zhuǎn)而采取“最大最小化策略”,即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,選擇后果最不壞的策略。通俗地說,就是“底線思維”。面對可能長期存在的風險,要“高筑墻、廣積糧”,注重短期優(yōu)化,放棄長期優(yōu)化,采取不同于常態(tài)世界的決策法則,才能最大化生存概率。
 
(聶輝華系中國人民大學經(jīng)濟學院教授。本文發(fā)表于《經(jīng)濟學家茶座》,2020年第2期,總第88輯。)


 感興趣的讀者,可參考聶輝華,《在風險社會里做出最優(yōu)決策》,《北京日報》,2020年7月27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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